古老典籍的现代“拆解术”与新生
在山东大学文史楼的一间办公室里，空气中弥漫着古籍特有的墨香。书架间，一叠叠贴有标签的影印纸张被学生们仔细审视。他们正在进行一项看似“拆解”的工作，对象则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的存世残卷。山东大学讲席教授杜泽逊形象地解释道：这就像将一座古代建筑还原成砖瓦木料，既在过程中理解古人的智慧，也能为后世重建提供最原始的“建材”。
这并非简单的文献整理，而是由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重大委托项目——“《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的核心环节之一。这部编纂于明代的鸿篇巨制原有两万余卷，如今仅存约400册。如何让这座沉睡的文献宝库“活”起来，是时代赋予的课题。工程集结了国内70余所高校的专家力量，已率先完成了对全部存卷的标点断句，解决了繁体无标点带来的阅读障碍。当前的工作重点“分书重编”，旨在将《永乐大典》中引用的数千种典籍条目逐一拆分、归类、排序，许多条目对应的典籍早已失传或版本迥异。杜泽逊表示，这项预计还需三四年完成的系统性工程，最终目标是为学界和公众提供一个可便捷查阅、引用、研究的数字化平台，让被岁月掩埋的智慧重焕光彩。
全球寻“珠”：数字技术助力海外汉籍“云端”归乡
与《永乐大典》整理工作相呼应，另一项国家级重点文化工程——“全球汉籍合璧工程”也在山东大学紧锣密鼓地推进。如果说前者是对存量国宝的深度发掘，后者则旨在对流失海外的中华古文献进行一次全球范围内的系统性摸底与抢救。工程首席专家刘心明教授指出，其难度无异于“沧海寻珠”。
自2017年启动以来，山东大学联合百余家单位，调研足迹遍布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两千多家藏书机构。截至目前，工程已新编及修订目录近20万条，并通过数字化方式复制回归了千余种国内缺藏的珍稀文献。让这些“漂泊”的典籍以数字形式“回家”，离不开前沿技术的支撑。工程团队引入了人工智能技术，构建起一个功能强大的数据库系统。该系统不仅能对汉籍图像进行智能解析与可视化展示，收录了海量全文图像，还为工作人员提供了编目、审校一体化的智能工作平台，极大地提升了效率，确保了学术资源的共建共享与公益性开放，为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学术入口。
从田野到课堂：学术研究与育人实践的同频共振
山东大学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不仅发生在书斋和数据库中，更活跃在广阔的田野与大地上。在山东高密的前冢子头遗址，考古队员们正紧张工作，这里不仅是重要的科研前线，也是生动的教学现场。该遗址由山东大学考古团队发掘，并入选年度省级考古新发现，其研究成果为理解史前农业多样性提供了关键证据。
从焦家遗址到三星堆，全国多处考古现场都活跃着山大师生的身影。学校将国家重大考古项目与人才培养深度结合，让“考古小白”在田野实践中成长为专业人才。青年教师武昊长驻焦家村，他能通过手铲触土时细微的声音差异判断地下遗迹，这门与“大地对话”的技艺，正是田野课堂最好的馈赠。为此，学校开发了“考古摄影课”等特色课程，组织编写核心教材，并积极承办各类全国性文科实践创新大赛，为青年学子搭建起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的广阔舞台。
知识“下山”：学术成果转化赋能乡村振兴
让学术研究走出象牙塔，服务社会现实需求，是山东大学推动文化“两创”的另一重要维度。“三零小院”乡村实践团便是典型案例。这个由师生组成的团队，秉持“零距离对接、零时差指导、零收费服务”的理念，深入山东多个乡村，为当地旅游发展提供专业规划。
在沂源县洋三峪村，实践团帮助这个昔日以林果业为主的村庄，策划打响了文旅品牌，使其成功获评中国最美村镇。在泰安等地，团队为村庄量身定制发展方案，推动旅游模式从“卖景观”向“卖生活”转变。十余年来，已有二十余个村庄在他们的帮助下实现产业升级与面貌焕新。管理学院教授王德刚认为，将书斋里的学问用于让百姓口袋鼓起来、笑容多起来，是研究者价值的直接体现。
固本开新：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与培养时代新人
无论是浩大典籍的系统整理，还是海外文献的数字回归，或是考古现场的实证研究，其深远意义最终都指向人才的培养与文化的传承。山东大学在深度对接国家重大文化工程的同时，始终将“文史见长”的传统优势与新时代育人使命紧密结合。通过创新育人模式，学校致力于培养具备扎实学术功底、深厚文化自信与强烈创新活力的拔尖人才。
学校党委书记李忠军强调，让青年学子在服务文化强国建设的实践中成长成才，是学校的重要责任。从《永乐大典》的纸页间，到全球汉籍的数据库里，从考古探方的泥土中，到乡村振兴的田野上，山东大学正通过一系列扎实的工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着坚实的学术支撑与实践养分。